道家养生学

“道教养生学”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指中国古代养生史上别具特色和风格的一家：道家气功学说。从它形成、发展的近2000年的历史中，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气功理论、方法，成为中国古代气功养生学的核心和主流，而且对中国哲学、医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道教养生学”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指中国古代养生史上别具特色和风格的一家：道家气功学说。从它形成、发展的近2000年的历史中，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气功理论、方法，成为中国古代气功养生学的核心和主流，而且对中国哲学、医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道家与道教”一节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时中国的治疗体操传入欧洲，并在现代的卫生和治疗方法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Jesuit·J、J·M·Amiot于1779年所写的精心之作成为沟通中西医疗体操的桥梁，接着出现了瑞典医疗体操的先驱P·H、Ling的著作。人们不禁要问道家的服气思想，通过像Jesuit那样的文章，是否对现代物理疗法的发展有作用?”

这个令人深思的发问，说明了我国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巨大潜力和价值。同时，也告诉我们，道教在养生方面对中国乃至世界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不可低估的。这里，我们将有系统地全面讲述道教养生学的渊源、历史、理论、方法、特征、流派、影响及历史地位、现代价值，以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座宝库。并欢迎朋友们上网探讨，以推动道教养生学的研究与宏扬。

道教养生学产生的背景

道教养生学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渊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原始巫教，是先秦神仙家思想、老庄道家炼养学说及秦汉方仙道、黄老道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道教的创立一样，道教养生学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基于东汉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乱；道教养生学的问世则是先秦两汉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

在哲学思想方面，处于社会大变革风云中的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名家、法家、纵横家、神仙家等，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百家之中，除道家、神仙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最大以外，儒家、墨家、阴阳家亦有相当的影响。

我国古代有“生死有命”的说法。《孔子家语·本命题》说，“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优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人始生而有不具备者五焉，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后有见；八月生齿，然后能食；期而生膑，然后能行；三年囟合，然后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后能化。阴穷反阳，故阴以阳变；阳穷反阴，故阳以阴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龀，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龀，二七而化。一阴一阳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即把生死的变化归结于阴阳的运动，认为随着阴阳两种原素的不断地消长，人的一生从婴儿、少年、中年，以至老年、死亡，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不悖科学的。

当然，儒家内对于性命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如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认为性乃所受于天，故存心养性乃所以事天。夭寿皆命，对之不存疑虑，惟修身以立命。立命即肯定自己的性命。

荀子对于命的态度，则讲制而用之。他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荀子·天论》），主张制裁天命而利用之。命虽然是有的，但人不应止于待命，而当设法控制它，利用它。这是荀子独有的思想。

《易传》中也颇讲命。《象传》云：“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系辞传》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说卦传》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后来的学者即把这些观点看作是儒家对于性命的一贯心传，并把易学惟崇为阐述性命至理、天人合一的理论。

儒家的这些性命学说，许多观念都为道教养生学所吸收，尤其荀子人定胜天的“戡天”思想和《周易》的理论体系，对道教养生学的影响更加深刻广泛。

墨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影响，主要是它的五行学说与人为的变化观。我国古代的五行说，初期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认为水、火、金、木、土是构成整个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思想为唯心主义所剽窃，产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派。他们把五行排列成相生相胜的系列，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之，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这就是所谓“常生常胜”。邹衍的这种循环、凝固的“五行常胜说”，对于我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后期墨家打破了这种学理，在五行相生相胜的旧说上，提出了“五行毋常胜”的新主张。《墨子·经下》说，“五行毋常胜，说在宜。”《经说下》解释说：“五○金、水、土、木、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金之府水，火离木。若识麋与鱼之数，唯所利。”在这段文句中，既驳五行相胜之说，亦斥五行相生之言。

谭戒甫先生解释说：“金、水、土、木、火五者，皆彼此相附丽，并非相生，故曰金水土木火离。何以故?以水聚藏于金而火附丽于木耳。”正如同“麋之所利，于山之林；鱼之所利，在川之水。故林盛而麋赴焉，水大而鱼藏焉。若能识别此道，则水非生于金而木非生火，可以恍然悟矣。”

至于相胜，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相反，因其质与量的多少，因其种种机运，而发生变化。如金与火的关系，金少火多，则能把金熔销；反之金多火少，则能把火熄灭。王充《论衡·命义篇》云：“譬犹水火相更也，水盛胜火，火盛胜水，遇其主而用也。”也认为五行相胜是随着矛盾双方质与量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套僵化的发展程序。

墨家的这种辩证的五行学说，不仅批判了邹衍等人对五行的神秘思想和形而上学观，也为后来的道教辩证地探索自然与科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在道教内，无论是汉唐之际的外丹派，还是宋元时期的内丹派，他们都吸收了墨家的这种辨证的思想。

如《周易参同契》中关于五行的论述，即与墨家一脉相承。书中说：“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这是以墨家五行附丽说立论。在此基础上，《周易参同契》进一步提出了“五行错王”的学说。书中说：“五行错王。相据以生，火性销金，金伐木荣。”元俞琰解释说：“金生水，木生水，此常道之顺五行也。今以丹法言之。则木与火为侣，火反生木；金与水合处，水反生金。故曰五行错王，相据以生也。”（《周易参同契发挥》卷中）。也就是说，五行的变化既有一般规律，即“常道”；亦有特殊规律，即“错王”。而修炼丹道的关键，正是在于掌握运用五行变化的特殊规律。

这种特殊规律又被叫作“五行颠倒术”。张伯端《悟真篇》说：“震龙汞自出离乡，兑虎铅生在坎方，二物总由儿产母，五行全要入中央。”宋翁葆光解释说：“汞为震，龙属木，木生火，木为火母，火为木子，此常道之顺也。及乎朱砂属火，火为离，汞自砂中出，却是火返能生木，故曰儿产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生’……铅为兑，虎属金，金生水，金为水母，水为金子，此常道之顺也。及乎黑铅属水，水为坎，银自铅中生，却是水返能生金，故曰儿产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不顺生，虎向水中生。’”（《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卷4）。所谓“五行顺兮，常道有生有灭；五行逆兮，丹体常灵常在”，正是高度地概括了内丹修炼一个基本原则。

从《周易参同契》的“五行错王说”，到《悟真篇》的“五行颠倒术”，其思想的源头都是墨家的五行毋常胜说。

墨家讲变化。《墨子·经上》说：“化，征易也。”《经说上》解释说：“化，若蛙为鹑。”变化的形态是多样的。《经上》说：“为、存、亡、易、荡、治、化。”《经说上》解释说：“为，亭合，存也；病，亡也；买、鬻，易也，霄、尽，荡也；顺、长，治也；蛙、屈，化也。”认为这些变化并非皆出于自然，如亭台之存，疾病之愈，买卖交易，消尽的荡除，顺长之修治，都是人的作为；即使是蛙屈一类的变化，也是人们能够观察了解的。墨家这种强调人为的变化观是很可贵的，因为它看到了人在改造自然中的重大作用。后来的道教养生家吸收发挥了这种进步的变化观，并在探究自然与生命的漫长路途中实践着。

在自然科学技术上，先秦两汉时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在“天垂象，见吉凶”的天人合一思想笼罩下，我国历代都非常重视天文的观测；朝廷中有专司天文观测的钦天监，正史也设有《天文志》专记其事，因此中国的天象纪录可说是人类的宝藏，而且这种记录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这些珍贵的记录，包括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哈雷慧星纪录和最早的琴座流星雨纪录。战国时的《甘石星经》和《石申星经》，各记有500-800多个恒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恒星分布图。

在宇宙理论上，有“盖天说”，“浑天说”等。东汉科学家张衡在《浑天仪图注》、《灵宪》中，总结了当时天文学成就，阐叙了“浑天说”宇宙论，并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

在地理方面，战国问世的《禹贡》载有中国各地土壤的特征，并首分天下为九州。各地产品的性质，河川的流向都有记载。《山海经》的《山经》中记载了矿物89种，产地309处，并以硬度、颜色、光泽、状态来识别。此外还记载了矿床学的共生现象，如铁与文石，白金与铁，这比希腊乔非史蒂斯(公元前371-公元前286)的《石头记》要早200年，且较丰富。在地壳变化和地震学方面，《诗经》明言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竹书纪年》记载了公元前1831年泰山的一次地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至东汉张衡时，更发明了候风地动地动仪，可测地震方位及强度，为世界地震仪之始。

在化学方面，炼丹术的起源可能也很早。因为《战国策》及《韩非子·说林上篇》已有方士向楚王献不死药的记载。另从《考工记》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合金成分的研究。

生物学方面，《诗经》上记有植物名称100多种，动物名称200种。汉代缀辑而成的《尔雅》，则注释了《诗经》中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在《周礼·地官》中，把动物与植物正式分开，各为毛羽介鳞裸、皂膏核荚丛五类，可见先人的分析是颇精细的。

在农学方面，《尚书·禹贡》列举了当时九州各类型的土壤及其主要农作物。《管子·地员篇》更是讲解土壤的一篇专文。《吕氏春秋》中的《上衣》、《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讲农业，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著。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时已有《汜胜之农书》等九种农学著作。东汉时崔实的《四季月令》，也是现存较早的一部农学名著。

在医药方面，《山海经》己明确提到130多种药，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并提到简单的用法，如食、浴、佩带、涂抹等。所治疗的疾病包括30多种。以后医学逐渐经验化，与巫分家，并且还有了分科。如《周礼·天官》即分医官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并提出一套医政制度。由《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可知，战国时秦已设有太医令，后世也多从之。

中国独特的针灸术起源也很早。针法的前身为砭石疗法，《说文解字》说：“砭，以石刺病也。”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的骨针、竹针。到了周代由于青铜技术的发达，更进步到了用金属针。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经》所载内容，说明春秋战国时针灸疗法己相当普遍，医疗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随葬金针，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都是其时医学发达的明证。正是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几部千古不朽的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些经典文献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其次，在卫生保健上，夏商以来对卫生就有了讲究，养成了洗脸洗手洗澡等习惯，如甲骨文中即有浴字，象人用水在盆里洗澡。另外甲骨文中还发现有洒扫和在室内除虫扫灰的资料。

体育运动方面，古人很早就知道跳舞可以舒筋壮骨。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更发展出体操和物理治疗，当时称为导引。《黄帝内经》中提到了导引、守神等下法，《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说：“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这些都是指保健方面的方法。

《庄子》中有彭祖“熊经鸟伸”法、坐忘、心斋、守一等内养功法，《淮南子》中提到的导引式有熊经、鸟伸、凫浴、猿攫、鸱视、虎顾六种。至东汉时，《政论》中把导引、行气和治理国家联系起来，强调平时的保养修持。

荀悦《申鉴·俗嫌篇》中，谈到了气功治病和意守脐下的重要性，“若天导引蓄气，历藏内视，过则失中，可以治痰。”“邻脐二寸谓之关。关者，所以关藏呼吸之气，以禀授四气也。故长气者以关息，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于以肩息而气舒；其神稍专，至于以关息而气衍矣。故道者常致气于关，是谓要术。”己开始提到“气沉丹田”的问题。

大思想家王充著《养性书》16篇，充分肯定了气功的科学价值，并且持炼功，“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翼性命可延”。（《论衡·自纪篇》）名医张仲景《金匮要略》说，“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明确指出气功治病具有特殊的功效。

外科专家华陀根据《吕氏春秋·季春纪》所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的理论，在前人导引术式的基础上，整编了一套“五禽戏”。并且“提出了导引强身的理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方技传》）

出土文物也证明我国气功在秦汉时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现存最早且完整地描述气法运炼的，要数战国初年制作的《行气玉佩铭》。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导引图》共有画象40余幅，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且多数为下层普通人们，可见导引运动在秦汉时已普及到社会的下层。另有《却谷食气篇》，亦为先秦的珍贵气功文献。

社会上已出现了一大批功夫高深的实践者。如战国时的王乔、赤松子、彭祖，汉代的张良、裴元仁、封君达，范幼冲、王真、皇化、葛越、越广信等，皆为显名于世的气功家。由于他们显现奇绝的技能和超人的功夫，而被世人神化。道教的成立。本身即包含着方士炼养家的成份，自然先秦两汉时的这些著名人物都被纳入道教的体系，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史上的重要人物。

以上所说，是道教气功养生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秦汉统治阶级的提倡，求仙长生的风气盛行，气功养生学说已广泛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出现了许多气功家和专门著作，这就构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社会条件。诸子百家的蜂起，神仙学说的勃兴，黄老之道的铺张，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条件。正是在这些历史背景下，孕育、产生、形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这种独特的气功养生体系。

道教养生学的发展阶段

从东汉中期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起，其后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明清时期。

第一个时期东汉魏晋南北朝，其间460余年(126-589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东汉三国之际，道教气功养生学初步形成。许多著名的道教丹师如张陵、魏伯阳、葛玄、左慈、封君达、皇化、葛越等，都生活在这个时期。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几部重要著作《老子想尔注》、《老子节解》、《老子河上公注》、《周易参同契》，都成书于此际。道教气功养生学的重要范畴、术语大多数已经提出，其理论已基本建立。以导引、行气、守一、胎息、房中、服食等方法为主体的道教气功养生术也相当流行。所以说，这是道教气功养生学初步形成阶段。在此以前，彭祖、王乔、赤松子、王方平、阴长生等为其前驱人物。

第二阶段为魏晋南北朝，是道教气功养生学发展的时期。著名炼养家、理论家有鲍靓、郑思远、许逊、葛洪、鲍姑、魏华存、杨羲、陶弘景、张如珍、寇谦之、由吾道荣、焦广义、王延、周节韦等。其中葛洪作《抱朴子内篇》，融秦汉以来炼养方术为一体，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养生法；魏华存传《黄庭经》于世，备受后人推崇；陶弘景精于医学、养生之道，著作甚丰，成为这一阶段成绩最高的学者。其间炼养功法日益增加，并出现了一些治病去疾的功法，有运气布气为他人治病祛疾的例证。系统的派别虽没有形成，但出现了以符录咒法为特征的天师道和以存思守神为要法的上清派。问世的几十部内炼著作，亦多为上清派人所撰。

第二个时期隋唐五代，约400年(581-960年)，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隋唐时期，是气法到内丹的演变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气功养生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并被广泛地应用到医疗卫生上。其时三大古典医籍《巢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合秘要》中，都大量收载了气功治病的功法。同时，内丹之说开始被社会知晓，出现了几十部内丹专著。重要的有苏元朗《旨道篇》、《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张元德的《丹论诀旨心鉴》，刘知古的《日月玄枢篇》，元阳子的《大还丹金虎白龙论》，罗公远、叶法善的《真龙虎九仙经》，张果的《太上九要心印妙经》等。作为内丹的初步阶段行气法气功一类，由于比较切实易晓，易为人们接受，故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出现了大量的著作。仅《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50余家，200多卷。

其中成绩最大的是孙思邈、司马承祯。孙思邈将道教内炼理论与中国医学、卫生学相结合，整理了许多的功法，从而丰富了祖国的医学宝库。司马承祯吸收儒、释二家学说，创“五门”、“七阶”、“三戒”的渐修循进的方法，这不仅对宋元内丹派有一定的影响，并且成为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主静”学说与程颢“定性”理论的源泉。

第二阶段为唐末五代，是内丹学开始兴盛的时期。隋唐时期，内丹学虽已行世，但由于外丹术臻于极盛，故内丹术不著。至唐末五代时，随着外丹术渐趋衰微的形势，内丹开始兴盛，研究内丹已成为一种风气。其中以崔希范、钟离权、吕洞宾、施肩吾、陈朴、谭峭、陈抟等最为著名。他们皆有著述，阐述内丹修炼的理论与方法，为宋元内丹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丹法理论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理论上已相当成熟，道教传统的天人合一观与类比宇宙论的人体生命哲学是其核心。第二，内炼功法已十分完整，形成了以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为主体的四层次与九阶段的炼养丹法。第三，其中大量地吸收了儒、释的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正心诚意”学说和佛家的“止观”、“禅定”的行持。

第三时期宋元明清，约950年(960-1911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宋元时期，是内丹理论和功法阐发宏扬、内丹派别形成时期。此际内丹大家首推张伯端，他作《悟真篇》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的《参同契》，被道家并推为正宗。其丹法下传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而成内丹南宗一派。至金元时，在三教合一的宗旨下，又形成了以王重阳及其弟子马丹阳、刘处玄、谭处端、郝大通、王处一、丘处机、孙不二为首的内丹北宗(全真通)一派。其后又有陈致虚融合南北二宗，力图统一内丹法。于时著名的人物甚多，其中张无梦、高象先、刘希岳、马自然、王庭扬、霍济之、宋先生、王庆升，萧廷芝、翁葆光、夏元鼎、李道纯、王道渊、牧常晁、李珏、王惟一、林辕、俞琰、金月岩、玄全子、李鹏飞等，均有著作留传至今。还出现了几部大型内炼类书，如《云笈七籤》、《道枢》、《修真十书》。道教气功内丹学至此达到了最高峰，从而形成了道教气功最重要的派别——宋元内丹派，这也是中国气功史上的主要核心派别。此派的著作多达400余部，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道教气功内丹学的理论与方法。

第二阶段为明清时期，是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总结批判阶段。这一时期道教气功养生学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由于内丹学说复杂艰深，令人生畏，且师徒口口相授、秘密传播，亦不利于推广，故内术丹学的影响逐渐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导引、气功等比较切实，易于传播，故更加受到社会重视，出现了一大批接受道教内炼理论但并非职业道徒的养生家。如《养生导引法》、《修真秘要》、《保生心鉴》三书的作者胡文焕，《养生四要》、《保命歌括》的作者万全，《奇脉八咏考》的作者李时珍，《寿世青编》的作者尤乘，他们都是著名医家。其它如《尊生八笺》的作者高濂，《夷门广牍》的作者周履靖，《修龄要旨》的作者冷谦，《三才图会》的作者王圻等均为文人。医家文人的这些活动，使道教气功的影响更加宏大。炼养不再仅仅是道教中人专有的特技，而成为具有更加广泛社会基础和影响的祛病健身运动。

这是中国气功史上巨大的变化和转折，它带来了从气功理论到方法的深刻变革。而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清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古代医学和养生学长期积淀的结果。宗教的躯壳已不能再容纳养生发展的这种结果。相反，由于衰落而日趋保守的道教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养生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中国气功养生学的发展，开始摒弃那些宗教的神秘主义的因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道教内，这个时期还产生了一些新的派别。其中以陆潜虚的东派、张三丰的三丰派、伍守阳的伍柳派和李涵虚的西派影响较大。这些派别尽管在修炼次第上有所差别，但基本上都继承了宋元内丹派的法统，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力图使丹法通俗化，兼收并容诸家之说。显然，这是时代打下的烙印。

以上概述了道教气功养生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六个阶段，初步分析了各个时期不同阶段的概况、特点。这些论述只是勾划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更精细、更确切的论证有待于更深入具体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科学的归纳和总结。

道教养生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在其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中，却涵藏着几千年我国人民探讨人、人体、人的本质的宝贵经验。它把人的本身作为考察研究的对象，竭力去了解人体生命的本质、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它把延年益寿、开发智慧作为研究的主要目的，无论生命的机能和物质，生命的新陈代谢过程，生命存在的奥秘等等，都成为道教养生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面对人体这一“黑箱”，道教气功养生家也曾象中国医学典籍《内经》所记载的那样，打开黑箱进行过解剖，如朱提点(疑系宋人)《内境论》，即为人体解剖记录。但是，道教气功养生家们发现，参破人体生命的奥秘仅仅依靠解剖一类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探讨的过程中，一般不可能将人打开黑箱进行观察；而在炼养的过程中，也不需要打开黑箱。为此，要弄清不可能或不需要打开的人体内的秘密，并从外部控制人体生命的运动，道教养生学就不自觉地运用了现代控制论中的“黑箱理论”。

而要探索人体黑箱之内的秘密并控制其运动，也必须借助辩证思维的方法。这样，道教养生学的理论体系便在养生学与哲学交互作用中蓬勃发展起来。一个以《周易参同契》和《无极图》、《悟真篇》为代表，以重人贵生的人生观，形神统一的生命说，性命双修的内炼体系和逆修返源的仙道理论为特色的养生学休系便建立起来。

一重人贵生的人生哲学

道教气功养生学最突出的理论特点之一，是它的重人贵生的人生观念，这是通教气功养生学得以存在发展的基本前提。从先秦起，中国文化就显现了一种非神性而重人性的思想特征。这种鲜明的思想倾向，造成了先秦文化思想的总体理性环境。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思想环境中，孕育了道教气功养生学。

先秦诸子中除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外，其余大多重人事而辟鬼神。孔子之所以是中国哲学的开端，是因为他首先提出了人事第一的道德化的新内容，以代替鬼神的宗教支配。他很注意衣食住行与健康长寿的关系，说“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取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