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叶天士的杂病证治经验

2015-08-28  4479  来源:新浪博客 

叶天士的杂病证治经验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清代著名医学家。生活于清·康熙、乾隆年间(约公元1666-1745年)。其祖父和父亲皆精于医。叶桂14岁时,其父去世,遂从学于其父的门人朱某。桂聪颖异常,闻言即解,见识常出于其师之上。又能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虚心好学,凡闻有一技之长者,必执礼以师事之。10年间从师17人,因而学业大进。治病多奇中。既博采历代诸家之长,又能于古训融会贯通,是以成就了一代名医,以至“名著朝野,即下至贩夫竖子,远至邻省外服,无不知有叶天士先生,由其实至而名归也”。

叶氏一生忙于诊务,因而著述甚少。世传《温热论治》1卷,相传系叶氏门人顾景文随叶氏游洞庭山时根据其师口授记录而成。首刻于清·唐大烈《吴医汇讲·卷一》。其后,华岫云辑《临证指南医案》,将其更名为《温热论》,并列于卷首。后有章虚谷将其收入《医门棒喝》,王孟英将其收入《温热经纬》,并更名为《叶香岩外感温热篇》。此外,还有多种注本流传。《温热论治》反映了叶氏辨治温热病的学术经验精华,揭示了温热病基本的传变规律,确立了以卫气营血为纲的温热病辨证体系,提出了察舌、验齿和辨斑疹白瘩等温热病诊断鉴别方法,制定了“在卫汗之”、“到气清气”、“入营透热转气”和“入血凉血散血”的温热病治疗大法,使得温热病的辨治完全脱离伤寒六经而自成体系,从而成为温热学的经典文献。它的问世,极大地促进了温病学和温病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叶桂成为温病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医家。

叶氏的另一部著作《临证指南医案》10卷,刊于1766年,是其门人华岫云等收集叶氏临床治案,加以分类整理而成。全书以病为纲,分为89门,收载医案:500余则,全面反映了叶氏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学术见解。每门之后均有门人附论1篇,概括该门证治大意。本书问世之后,多次翻刻,流传极广,影响深远。

其他医案著作如《叶案存真》,《香岩诊案》,《未刻本叶氏医案》等均系其门人或后人收集整理而成。

另有《幼科心法》1卷,相传为叶氏手订。他如《本事方释义》10卷、《景岳全书发挥》4卷、《幼科要略》2卷,虽均署名叶氏,然非叶氏真传,多是后人伪托之品。

叶氏在温热病方面的学术成就已见于温热学派中,这里仅就其杂病辨治的学术经验概述如下。

一、胃阴学说

自金元时期李东垣著《脾胃论》,倡言“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创立脾胃学说之后,历代医家莫不遵从其说,临床调治脾胃惯用东垣所创立的益气升阳之法。但东垣的益气升阳法只适合治疗脾失健运之证,而不适合治胃。叶氏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之上,结合临床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胃阴学说,弥补了东垣脾胃学说的不足。叶氏指出:“脾胃之论,莫详于东垣”,而“东垣之法,不过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他认为:“脾胃当分析而沦,盖胃属戊土,脾属己土,戊阳己阴,阴阳之性有别也。脏宜藏,腑宜通,脏腑之体用各殊也。”脾胃之脏腑阴阳属性决定了脾胃生理特点的差异,即“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因此,脾胃升降失调就成了脾胃病变的关键环节。所谓“脾胃之病,虚实寒热,宜燥宜润,故当详辨。其于升降二字,尤为紧要。盖脾气下陷固病,即使不陷,而但不健运,已病矣。胃气上逆固病,即不上逆,但不通降,亦病矣”。

脾胃病机特点的差异决定了其在治疗上决不能混同而治。叶氏援引前贤脾胃异治的先例指出:“仲景急下存阴,其治在胃;东垣大升阳气,其治在脾。”并根据“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的原理,阐明“脾喜刚燥,胃喜柔润”的特点,创立了以柔润之剂通降阳明的养胃阴之法,指出:“所谓胃宜降则和者,非用辛开苦降,亦非苦寒下夺,以损胃气。不过甘平或甘凉濡润以养胃阴,则津液来复,使之通降而已。”

叶氏的养胃阴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甘凉濡润法

本法主要适用于燥热灼伤胃阴,或木火升腾,胃阴受烁。症见形瘦面苍,咽喉干燥,渴喜凉饮,心烦不寐,肌肤燥热,虚痞不食,大便于结,或面赤火升,晚暮为甚,或咽痒气逆,干咳带红,或脘中觉热,脉数或弦细而数,舌红或绛。此证胃阴为燥热所灼,治宜甘凉濡润,以济阴伤。药用沙参、麦冬、天冬、石斛、生地、玉竹、白芍、天花粉、甘蔗汁、梨汁、蔗浆等。

2。酸甘济阴法

本法主要适用于肝阴虚耗,肝用太过,化热犯胃,胃阴受戕之证。表现为胸胁隐痛,干呕恶心,气塞胀闷,心烦急躁,消渴口苦,不饥不食,或知饥不食,或喜食酸甘,舌干红,唇赤燥裂,或舌光剥无苔,脉弦细而数。治宜酸甘济阴法,酸能制肝,有敛阴生津之效;甘能益胃,奏甘守津还之功,酸甘相合,能化生阴津故也。药用乌梅、白芍、石斛、沙参、麦冬、生地、五味子、木瓜、胡麻仁、生甘草等。

3。清养醒胃法

本法主要适用于温热病如暑温、湿温后期,大邪已去,津液受伤,胃气不醒,胃阴不复之证。症见胃纳呆滞,不思饮食,语音低微,气馁懒言,口干,不渴,或口淡无味,或口苦粘腻,或干呕脘痞,大便不爽,舌红少苔,或舌淡红苔少微腻。治宜清养开胃之法。药用甘平清润与微辛芬芳薄味之品,如石斛、沙参、鲜佩兰、香豆豉、半夏曲、广陈皮、扁豆衣、薏苡仁、大麦芽、生谷芽、荷叶等。

4。甘缓益胃法

本法主要适用于久病劳损或失血之后,胃之气阴俱不足,症见神倦乏力,食少纳呆,语音低微,气短懒言,大便不实,胃脘虚痞,或噫气不除,脉虚大无力,舌红或淡而少苔。此证为胃府气阴两虚,而以胃气虚馁稍重。故治宜甘平微温之品,益胃扶中,兼以生津养阴。此法应用要点在于选用性味舒缓平和之晶,益气而不热,养阴而不燥,方可奏功。药如参须、北沙参、山药、扁豆、莲子肉、芡实、南枣、秫米、茯苓、甘草、陈皮、麦冬、玉竹等。

以上诸法既可单独应用,亦可互参合用,贵在临证斟酌。

二、肝阳化风

肝阳化风又称“阳化内风”,是叶氏对“肝风”一证病机的高度概括。所谓肝风,是指以眩晕、震掉为主证的一组症候,也可表现为面赤火升、目胀耳鸣、心悸不寐、肢体麻木、手足搐搦、语言謇涩,甚者突然昏仆,不醒人事。对于风证病机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内经》病机十九条“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后世历代医家各有发明,如金元时期刘河间的主火说、李东垣的气虚说、朱丹溪的湿热痰说、明代薛己的肝肾亏损说、缪希雍的内虚暗风说等。叶氏根据《内经》“渚风掉眩,皆属于肝”的论述,总结吸取诸家之论,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即“阳化内风”说,并将这类风象证候命名为肝风。他认为肝风一证“乃身中阳气之变动。肝为风脏,因精血亏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肝阳偏亢,内风时起”。究其病机,一与肝的生理特点有关。二与肝与他脏的关系失调有关。肝为风木之脏,主疏泄而性喜条达,一有不遂,则郁勃之气易发;肝为厥阴之脏而主藏血,其体阴,而阴血易于亏耗,故肝阴易亏;肝为将军之官,性升发,其用阳。若肝阴不足,阴不制阳,则肝阳易于上亢,刚燥之性易现,而呈风阳上扰之象;肝又为相火寄居之地,一有激动,相火必动,肝风挟火,横行上扰,其来也暴,故成种种不测之证。就肝与他脏的关系而言,在生理状态下,肝阳潜藏而不亢,肝风宁谧而不起,“必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何病之有!”若肾阴虚,水不涵木;或阴血虚,肝失濡养;或肺金虚,无以制肝;或脾土虚,木失栽培,皆可致“精液有亏,肝阴不足,血燥生热。热则风阳上升,窍络阻塞,头目不清,眩晕跌仆,甚则痪疯痉厥矣”。

根据肝阳化风的基本病机,口卜氏提出的治疗大法是“缓肝之急以息风,滋肾之液以驱热”。其治疗肝风证的用药特点是“介以潜之,酸以收之,味厚以填之”。针对肝风证的不同病机,在具体治疗方法上又有所不同。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1。和阳息凤法

即清肝潜阳之法,用于肝阴虚耗,肝阳上亢,风阳上扰者,症见头晕头胀,耳鸣火升,舌红苔少,脉弦细而数。药用生地、夏枯草、石决明、石斛、茯神、桑叶等。

2。滋补肝肾法

又称滋液息风法。适用于肾精亏损,水不涵木,内风萌动之证。症见眩晕耳鸣,口喁肢麻,舌喑足痿,脉细舌萎等。药用熟地、牛膝、山萸肉、远志、枸杞子,菊花、五味子、石斛、茯神、肉苁蓉等。即叶氏所谓“重培其下,冀得风息”是也。此法的运用要点,在于用药“宜凉宜润,龙相守则水源生矣”。若真阳亦不足,也不可纯用温补,因为“凡此肝肾脏阴本虚,填补之中微运通阳为法,以脏液虚不受温药耳”。

3。清金平木法

适用于燥热伤肺,气阴两虚,肺失治节,肃降无能,木升火炎,咽喉口齿受病,症见阵阵呛咳,痰粘难出,胸胁作痛,咽喉不利,齿疼或口疮,舌红少苔,脉细数。治宜甘凉濡润,益气阴,清燥热,平肝木,药如燕窝、甜梨、沙参、天冬、麦冬、五味子、象贝母、柿霜、知母、鲜竹沥。

4。养血息风法

适用于阴血不足,肝失濡养,肝风横逆,心神不安之证。症见形体消瘦,口舌糜疼,肩背掣痛,肢节麻木,肌肤瘙痒,眩晕耳鸣,心悸不寐等。药用生地、玄参、天冬、丹参、犀角、羚羊角、连翘、竹叶心、菖蒲等。此证内风之起,由于血虚,阴血之虚,多兼有火。故叶氏主张“壮火食气,皆阳气之化,先拟清血分之热,继当养血息其内风”,当是治疗本证的先后次第。

5,培土息风法

适用于阳明脉虚,肝失土培,而致厥阴风动。症见形衰肉脱,纳呆食少,眩晕目暗,倦怠气短,大便不实,四肢无力以动,甚至痿废不用。叶氏认为“阳明脉虚,加以愁烦,则厥阴风动,木横土衰,培中可效”。药用黄芪、人参、白术、茯苓、桑寄生、天麻、白蒺藜、当归、枸杞、菊花、半夏、橘红等。

叶氏治疗肝风证,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常加入介类潜阳之品,如牡蛎、珍珠母、鳖甲、龟板等,而对于全蝎、蜈蚣、地龙、蝉蜕等息风之品反而少用。其灵活化裁运用古代名方治疗肝风,如张仲景的复脉汤、刘河间的地黄饮子、朱丹溪的虎潜丸等,往往去其温燥之品,而保留其滋阴潜阳之用。叶氏活用成方的经验对于临床应用成方有借鉴和启发作用。

三、虚损证治

叶氏辨治虚损病证极有特点,他在继承前人治疗虚损的学术经验基础上,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以甘药培中、血肉填精、中下兼顾为特色的理虚大法。

1。甘药培中

所谓甘药培中是指以味甘气温之品为主,组方以培补脾胃中州之气。叶氏认为,劳损之证,总由劳役过度或饥饱失节而致,其病机是中宫阳气先伤,故治疗劳损应遵循《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法则。他认为《内经》所谓“劳者温之”之“温”,是指温养而言,而非温热之用。“损者益之”之“益”,即是补益。合而观之,治疗劳损之证,当用甘温之品堵补中宫阳和之气。甘为土之味,脾胃之所喜也,故治宜甘药建立中气为治疗虚损证的第一要义。但培中要分别脾胃之阴伤阳伤。阴伤者治重在胃,用甘凉濡润,以养气阴,以通为补。即叶氏养胃阴方法。阳伤者治重在脾,治用甘温,药如东垣补中益气汤、仲景小建中汤等。若阴阳俱不足,仍以建中为主,或用建中汤加人参。或用异功散加五味子。

若偏重于营虚,形瘦色枯,脉软不食,用当归建中汤,补中兼益营血。若营卫俱虚,症见纳食不甘,寒热互起,而脉小者,用黄芪建中汤加减,仍是调补中宫兼益营卫之法。

又有元气虚而阴火盛者,用四君子汤合生脉饮。或异功散去白术加白芍,大枣,总不离甘药培中之法。

2。血肉填精

虚损之证,起于劳欲房室,伤在肾肝八脉,是下元亏虚,精血耗竭之证,非同一般的脏腑功能不足,而可用寻常草木之品治疗者。叶氏指出:虚损之证“非草木攻涤可却”,因为虚损之证,虚在精血,而“精血皆有形,以草木无情之物为补益,声气必不相应”,须用”血肉有情,栽培身内之精血”,其“精气未旺者,……当以血肉充养”。叶氏治疗虚损病证的基本思路是以大量的血肉有情之品填精补髓,培补肝肾之精血。常用药物有鹿茸、鹿角胶、龟板、龟板胶、紫河车、阿胶、鳖甲、牛乳、人乳、羊肉、鲍鱼、淡菜鸡子黄,以及猪、牛、羊骨髓等。

治疗虚损病证在遣药组方上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虚损病证虽有阳虚,但不可用肉桂、附子之类辛热雄烈的药物,因为其刚燥之性容易劫伤阴精;二是虚损病证虽有阴虚之象,但不可用知母、黄柏之属,因为其过于沉寒,不通奇经。在重用辛热有情之品的基础上,往往配以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当归、巴戟天等,共同组成“柔剂阳药”,是其血肉填精法遣药组方的显著特点。

3。中下兼顾

中下兼顾,即脾肾同治是叶氏治疗虚损病证的一个重要原则,体现了他对先后天之根本脾肾的重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肾关系即是人体先后天的关系,有着互相滋养、互相促进的作用。肾主藏精,而肾精的充盈,有赖脾胃化生水谷精微不断给予补充;脾主运化,而脾胃运化功能的强弱,又系于肾阳气的蒸腾。即叶氏所说“肾阳自下涵蒸,而脾阳始能运筹”。先后二天,互相依存,不可分离,一荣俱荣,一衰俱衰,肾虚日久必及脾,脾虚日久必及肾。因此,培补先天时必须兼以健运后天;补益后天时也必须重视培补先天,这就是治疗虚损病证必须中下兼顾、脾肾同治的道理。叶氏在治疗虚损病证时采用中下兼顾的方法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对于脾肾阳虚者,采用朝服加减八味丸以温肾阳,晚服异功散以扶脾气;对于肾阴虚而脾阳不足者,则朝服都气丸以滋肾阴,午进异功散以运脾阳。这样,脾肾各受其益。相得益彰。对于肾精亏损,治宜大补其阴者,强调于“阴药中必扶胃气”,其惯用血肉有情之品填补精血之虚,也在于“填精血务在有情,庶几不伤胃气”。并指出“俾饮食增而精血旺,以致充血生精而复其真元之不足”,充分说明了治疗虚损病证在填补精血的同时必须保护脾胃的重要性。

四、奇经辨治

奇经即奇经八脉的简称,包括冲;任、督、带、阳维、阴维、阳跷、阴跷八条经脉。其相关生理、病理、症候等在《内经》《难经》等经典医著中已有论述。但在叶氏之前,有关奇经八脉的临床应用却很少。叶氏在其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应用奇经八脉的理论辨治某些杂病病证,形成了独到的奇经辨治学术经验体系。

叶氏的奇经辨治,并非与脏腑无关,而是特别注重奇经八脉与脏腑的联系。叶氏认为,奇经八脉与肝肾的关系最为密切,他说:“八脉隶乎肝肾”,“奇经八脉隶于肝肾为多。”因此,“肝肾之病,必留连及奇经八脉”。这种由肝肾所引起的奇经八脉病证大多数是属于虚损病证,因为“肝肾损伤,八脉无气”,“下元之损,必累八脉”,“肝血肾精受戕,致奇经八脉中乏运用之力,……内应精血之损伤也。”可见,由于肝肾损伤,下元亏虚,导致奇经八脉空乏,表现为精血耗竭,应属虚损病证范畴。

此外,八脉中的冲任二脉又与阳明关系密切,所谓“冲任血海皆属阳明主司”,“冲脉隶于阳明,阳明久虚,脉不固摄,有开无合矣”。

至于八脉实证,诸如男子疝气、女子带下瘕聚等证,多与奇经不通、气血失调相关。

奇经八脉的辨治须分虚实。虚者虚在精血亏损,治宜补之;实证实在气血痹阻,络脉不通,治宜通之。临床用药又须根据具体病证各自不同的特点而有所变通。约略言之,叶氏治疗奇经病证闲药有四类:

—曰滋补

八脉空虚,精血不足,症见虚损,治宜滋补精血,选用血肉有情之品,如紫河车、鹿角胶、龟板胶、阿胶,鳖甲、鲍鱼、淡菜、人乳、羊肉及猪、牛、羊骨髓等,配伍当归、枸杞子、菟丝子、肉苁蓉、巴戟天、沙苑子等组成“柔剂闲药”,能人奇经而奏填补之功。

二曰通凋

适用于奇经实证,气血痹阻,络脉不通,“必用苦辛和芳香,以通脉络”;药如鹿角霜、当归、桂枝、小茴香、厚朴、青陈皮、川栋子、香附、郁金、降香、乌药、三棱、莪术、茺蔚子、延胡索、泽兰叶等。

三日镇潜

若冲脉之气随阳明上逆者,须配伍镇潜之品,以收纳逆气,药如紫石英、龙骨、牡蛎、龟板,鳖甲、半夏、旋覆花等。

四曰固涩

若带脉失约,下焦不固,而致遗泄带下等证,须用固涩之品,以收敛固涩精气之亡失,药如五昧子、莲肉、芡实、山药、金樱子、覆盆子、乌贼骨、补骨脂等。

叶氏治疗奇经病证特别注重选用能够人于奇经的药物,以增强疗效。他在治疗虚损阴阳不足之证时,主张从补益任、督二脉人手,因为督脉主一身之阳,任脉主一身之阴。补任脉之阴当首选龟板,因“龟体阴,走任脉”,故善滋任脉之阴精;补督脉之阳当首选鹿茸,因“鹿性阳,入督脉”,“鹿茸壮督脉之阳,鹿霜通督脉之气”,故当首选。奇经用药之说,倡自叶氏,颇受后世医家青睐。《得配本草》一书载奇经药考,收录奇经用药43种,可资参考。

五、久病人络

久病人络,又称病久入络,作为一种独特的学说,为叶氏所首倡,但其理论渊源却源于《内》,《难》诸经,并受到了张仲景辨治疟母等痼疾的启发。叶氏所说的“络”指血络而言,久病人络是指某些慢性疾患迁延日久,病邪深入,血络受病。《难经·二十二难》指出:“气留而不行者,为气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故血后病也。”说明气病与血病原有一定的先后传变次第,叶氏在其临床实践中也发现了这一规律。他说:“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人血。”“其初在经在气,其久在络在血。”疾病传变的一般规律是由气及血,由经至络。但气与血、经与络之间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渐变过程。邪气一旦入络,就会形成“瘀”,即络脉瘀阻。可见,一个“久”、一个“络”,准确地揭示了久病人络的病机特点。

由其病机特点所决定,久病人络有其特殊的症候表现。其特征性症候是症积有形,著而不移。例如,叶氏治疗王某案指出:“三年来右胸胁形高微突,初病胀痛无形,久则形坚似梗,是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人络。”邪人血络,瘀阻成形,故望之高突有形,触之著而不移,是为络病的显著特征。络病的另一个特征性症候是久痛。血络瘀阻不通,故尔作痛。然初作之痛末必就是络病,只是久延之痛才有可能是络病之痛。正如叶氏所说:“久痛必人络。”络病之痛又有虚实之分,瘀实则痛而拒按,络虚则痛而喜按。叶氏所谓“络虚则痛”,“痛而重按少缓,是为络虚一则”。应当指出,所谓络虚,并非指纯虚无邪,应当理解为虚中挟瘀,虚瘀兼挟。

叶氏对于络病的治法,很有特色,自成体系。究其所由来,当是取法于张仲景以鳖甲煎丸治疗疟母之例。其治疗高某患疟母案云:“疟发既多,邪入于络。络属血分,汗下未能逐邪,仲景制鳖甲煎丸一法,搜剔络中伏留之邪。五六日必效。”疟疾失治,迁延日久,邪人血络,发为疟母,结于胁下,仲景治以鳖甲煎丸,内有虫蚁类飞行走窜之品。叶氏于此而悟出络病治法。他说:“考仲景于劳伤血痹诸病,其通络方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升,走者降,血无凝滞,气可宣通,与攻积除坚、徒人脏腑者有间。”叶氏据此而制定了络病的治疗大法:“通血脉,攻坚垒,佐以辛香行气,是络病大旨。”通血脉,攻坚垒是治疗络病的主要方法,用药与二般的活血化瘀药有所不同,须借助于虫蚁飞走之届,如水蛭、虻虫、土鳖虫、穿山甲、露蜂房、鳖甲、地龙、全蝎、蜣螂等。辛香行气也是治疗络病所不可或缺的。因为攻坚通脉之剂,“非辛香无以人络”。辛香之品,宜通气机,具有将诸药领入络中的作用,药如小茴香、青陈皮、韭白汁、金铃子、延胡索等。故治疗络病,选药常常以卒为用,如辛润之品当归须、桃仁,柏子仁等,具流通之性,善能人络通脉;辛温善散络中沉寒,如乌头、桂枝、吴茱萸、姜汁等;辛咸善能人络软坚散结,如瓦楞子、牡蛎、鳖甲、全蝎等。又有“络虚则热”,是指血络瘀阻而兼阴血不足者,治宜通络之法,佐以养阴清热之品,宣络中之热而肃余邪。

久病人络,虽说邪气痹阻络分为实,然病既久延,正气多已受伤,故治疗不可企求速效,当以丸剂缓攻为上。即叶氏所说“久病当以缓攻,不致重损”之义。仲景所制鳖甲煎丸、大黄廑虫丸常为叶氏临床所选用。又常临证斟酌。自拟新方,制为丸剂。攻补兼施,令病人常服,为至当之法。其治疗络病的思路和方法值得借鉴。

[结语]

叶桂是清代著名的温病学家,他创立了温病学卫气营血辨证体系,揭示了温病一般的传变规律,确立了温病不同阶段的治疗大法,成为温病学派最为重要的代表医家。他的温病学说影响所及,造就了清代一大批温病学家,形成了温病学派,极大地促进了温病学的发展,时至今日仍然得到广泛的应用。

叶桂又是辨治杂病的大师。他善于博采众长,遵古而不泥,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勇于推陈出新,在杂病辨治的许多方面创新治法,独树一帜。他所创立的胃阴学说、肝阳化风说、奇经辨治、久病人络及疗虚大法等理论及经验都来源于临床,并能够经得起临床检验。叶氏对中医学术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成功还表明,中医学术的发展,必须理论联系实践,必须继承与创新并举,必须以临床为依托。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可能比学习叶氏的具体经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